总体而言，近几十年来学者对錞于的研究层出不穷，有微观分析，也有而系统的宏观阐述。在学习和分析诸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选择将錞于作为文化遗产来考察，探讨其史籍记载、功能用途，进而揭示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

 

      錞于的史籍记载与时代分布

 

      关于錞于的记载，始见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战国到两汉时期。錞于一名，早出自《周礼·地官·鼓》:“以金錞和鼓。”郑玄注：“錞，錞于也。”唐杜佑《通典》将錞于释为“古礼器也”。清《续通典》考证三代金器云：“以金錞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以上四物，大司乐无之，大司马有之，盖此四金乃军旅所用，非乐器属也。鼓人一官兼之，是故不属春官宗伯， 而属地官司徒， 其与大司乐所掌者异矣。”可见，錞于为军旅之器。

 

      錞于实物的发现，在史书里也有记载。北宋洪迈《容斋续笔》记录了长阳与慈利地区出土过錞于，《南齐书·祥瑞志》记有四川地区发现一件錞于，《周书·斛斯征传》记述自蜀地所得錞于，仍“芒筒捋之，其声极清”。也有一些文献中附有錞于的图片，多数为线描图片。如宋代《考古图》、《宣和博古图》，清代的《西清古鉴》，近代的《商周彝器通考》。其中，《宣和博古图》第26卷著录有19件錞于，分别为：虎龙錞、山纹錞、圜花錞、絷马錞、龟鱼錞、鱼錞、双鱼錞、凤錞，以及虎钮錞7件，虺錞4件。《考古图》著录有桥钮錞于2件。《西清古鉴》辑有素錞2件、虎钮錞2件;《商周彝器通考》有虎钮錞于2件等。

 

      据统计，迄今出土的錞于已有150多件。这些錞于的分布区域甚广，集中的地区有今湘西、鄂西和川东;其次，是今江浙地区;再次，为今山东的齐鲁地区。其他如安徽、江西、广东、广西、贵州、陕西、河南等地均有发现。湘西、鄂西、川东地区出土的錞于，时代上集中于战国两汉时期，以虎钮錞于居多。江浙地区出土的錞于集中于春秋战国时期，以桥钮錞于居多。山东出土的錞于中2件春秋时期的，5件汉代的，所出均为圜首无盘式錞于。关于錞于地域分布，笔者做了表格统计，如表一所示。

 

      有关錞于的起源和传播，学术界以前存在一些争议，有学者认为，錞于的传播路线应当是由南而北，即由长江下游传到中原一带，如熊传新先生认为：“到战国时期，錞于已由长江下游传播到中原地区，并已被广泛应用，成为中原的一种乐器。”但随着考古学材料的不断丰富，绝大多数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錞于的传播路线当是由北而南，自东而西。如徐仲舒、唐嘉弘先生就认为：“从北中国的黄河流域逐渐推衍，錞于传播到了南中国的长江流域。山东半岛一些地区似为錞于的重要原生地，其主人可能即为东夷。”

 

      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早的錞于分别出自山东沂水刘家店子和安徽宿县芦古城子，均为春秋中期。刘家店子錞于有绹索状环钮，无盘;芦古城子錞于则有盘无钮。錞于分为有钮无盘和有盘无钮两种形制，还可能意味着发展演变的关系。无论从哪一方面分析,有盘錞于的产生都是对无盘錞于的一种改革。无盘的较为原始，有盘的较为进步。出土于春秋中期以后的錞于都有顶盘, 正说明这一发展趋势。

 

      錞于的形制特征与功用

 

      錞于的形制，文献中有一些简单的记载。《周礼·地官·鼓》郑玄注：“錞，錞于也。圆如碓头，与鼓相合，大上下小，乐作鸣之，与鼓相和。”《国语·晋语》韦昭注：“錞于形如碓头。”《南齐书·始兴王鉴传》：“圜如筒，铜色黑如漆，甚薄。”《乐书》：“以铜为之，其铜象锺，顶大腹口弇揳，上以伏兽为鼻，内悬于铃。”“凡作乐，振而鸣之，与鼓相似”。明代《泗城府傜人献岁碑》载：“广西泗城府(今陵乐)傜族，每岁正月首偕诸寨傜人，诣府行献岁礼，击铜鼓、錞于，一歌百合。”錞于外形特殊，大致分为六种形式：穹顶虎钮式、圆肩侈口龙钮式、扁圆肩桥钮式、扁圆肩虎钮直口式、 圆肩甚阔唇边双虎钮式、扁圆肩马钮式。基本呈椭圆筒形，上宽下窄，宽肩窄腰。由钮、盘、头(肩)、腰、隧、口部组成。盘中通常立有一钮，钮式多样，随着时代的变化，钮的变化也较大，是断代分期的主要依据(见表二、表三)。除无钮外，钮又有虎钮、环钮、桥钮、马钮、龙钮、凤钮、蛙钮，其中虎钮多见。钮的时代特征：春秋中期到晚期，有无钮，也有环钮、桥钮;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钮式丰富，虎钮、环钮、桥钮、兽钮并存;战国晚期到汉，虎钮成为常见的钮式，并出现双虎钮与马钮。纹饰更是丰富多彩，錞体纹饰有圆涡纹、云雷纹、夔纹、三角蕉叶纹等;盘内纹饰有人面纹、花蒂纹、船鱼纹、梭纹、钱纹。錞于的纹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区的铸造工艺、使用錞于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意识形态。从风格多样的纹饰特征，能看到中国古代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錞于作为一种乐器，其功能主要有两种：一是用于战争。即作战时将錞于与编钟、 铜钲或铜鼓等配合使用，以此来调动部队或鼓舞士气。《国语·吴语》记录了春秋晚期黄池盟会前，(吴)王“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的情景。《国语·晋语》又云：“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錞于、丁宁，儆其民也。”这些文献资料向我们暗示了錞于作为军乐器的功能属性和使用组合情况。礼、乐是中国奴隶制的基本制度之一, 行用礼、乐是中国奴隶主的共同特点，巴族奴隶主亦是如此。按古代的礼乐制度,錞于与钲是连同使用的，都是军礼必用的两种乐器。二是用于诅盟、祭祀等重大礼仪活动。庚午錞于铭文载：“用錞以孝，子子孙孙永保鼓之”的词句，则表明錞于亦为宗庙享孝时的宴乐器。古代西南民族有“诅盟”、“要盟”之习俗，举行隆重的仪式，决定氏族部落的要事。《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南夷习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

 

      关于錞于的用法及敲击，文献及出土实物都有所反映。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记载錞于为军乐“四金”之一，“以手振芒，则其声如雷”。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上有两幅錞于图像：一是贮贝器盖上所铸立体图像有四组乐器, 仅存铜鼓与錞于合奏图像。铜鼓和錞于同挂在一横木上，横木架在两柱上，錞于环钮于木， 一男子左、右手各持一槌，左手击鼓，右手击錞于。(图2)二是八人舞乐铜饰上所铸演乐图像中,有一人奏錞于，左手抱持錞于于腰部，右手拍击錞面。(图3)。

 

      錞于的文化内涵及其遗产价值

 

      考古发现所反映的不仅仅是物质信息，也反映了大量的社会信息。一个墓葬，它有一定的葬仪，一定的礼制，这些东西都是精神的东西。一个铜器、一个陶器，也反映着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产生于春秋、盛行于战国、淡出于两汉的錞于，提供的远不止仅为一件乐器那样单纯的信息，它也是一段历史、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一个侧面。不同地区出土的錞于具有独立的个性特征，这些特征恰好与该地区、该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密切相关。

 

      錞于的个性特征中也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它是祖先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人们对传统的依赖就越强烈，对传统的寻根意识也越浓厚。因而，对于錞于这样的珍贵历史遗存，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錞于作为一个实物本身既是的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它的制作技艺、纹饰风格都是当时人们生活与技艺的反应，也是远古生活的再现，更是研究古代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它在齐鲁、吴越、川蜀各地的传播，沟通了各地的民族文化，推进了彼此的交流与，同时也丰富了大众的业余生活。

 

      如今，对于已经发现的150多件錞于，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妥善地保护，进而多方面、多视角地研究，进行现代化的探索。例如，我们可以尝试制作开发錞于音乐、仿制錞于乐器，愉悦人民大众，增加大家的了解与认识。同时，在开发与保护之间也需要注意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用历史的发展眼光去看待。开发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服务于錞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而且，我们研究錞于，其实也是在探讨青铜文化，研究古代各个民族的发展源流，由錞于在齐鲁、吴越、巴蜀等地区的发现，我们可以看到青铜器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族属[27]及其他一些特征，窥见其时代文化。

 

      通过对青铜錞于的历史记载、时代分布、形制特征与功用的初步探讨，我们对它也有了一些了解：它是一种打击乐器，主要用于战争、祭祀及宴享等，主要分布于齐鲁、吴越、巴蜀等地区，而其起源则众说不一，它是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需要认真研究及合理地开发利用，展现其价值与内涵。

 

      但是，对于錞于的研究不能于“就物说物”的层面，我们要透物见人、透物见文化，更要将所研究的青铜器物予以升华，与现实相结合，赋予其现实意义，增强人们的历史文化意识与国家认同感、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