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周宜壶 原清宫旧藏

北宋的宣和尊

　　凝聚了古人智慧的青铜器，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当时高超的冶炼技术、铸造工艺和生产规模。而以青铜器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可以无愧地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那个光辉灿烂的历史时代--青铜时代。我们知道，早的青铜器，或为权力的象征，或为庙堂之礼器，或为历史事件的纪念物，无不显示其神圣与庄严；西周以后，随着“明上下，别等列”的礼乐制度衰败，青铜器皿的使用范围，已逐步扩大到的生活中。作为礼器和生活用 品的青铜器，不论造型、规格和纹饰都有明显的差别；自战国以来，受儒家子弟崇拜的青铜器，只是礼器部分……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 兴，我国远古文化的杰出代表--青铜器越来越引起世人的重视，而造假现象也愈演愈烈。其实，青铜器的造假与仿古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不同朝代还有不同 的讲究。下面，我们就和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器物部副主任兼金石组组长丁孟先生一起追根溯源，回顾一下过往朝代青铜器的作伪和仿古情况。

鲁国

以假鼎糊弄强齐

记者：作为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的载体，青铜器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今天，以赢利为目的青铜器造假现象屡见不鲜。我们知道，青铜器的仿古与作伪是有历史传统的，到底始于何时呢？

丁孟：首先我们要明白，青铜器的造伪与仿古之间有着本质区别：造伪的目的是以假充真，古谓“赝品”。清代黄生《义府》卷下称：雁当读“伪”，古字音近而 借用也。古伪读如讹。又古之所谓“雁”，即今之所谓“鹅”，疑古雁正作鹅音，则雁、伪之声，可通转矣；仿古仅仅是仿效古制的一种公开生产活动，目的不是为 了乱真。

从文献上看，青铜器的仿制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据《韩非子·说林》记载：“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齐人曰：‘赝 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子。’鲁君请乐正子春，乐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爱之。’”由此可见，春秋时期 为了防范强大国家的勒索，对一些珍贵的青铜器，已经在进行仿制。

不过这时的仿制水平还不高，容易被人识破。

汉唐

严打青铜器造假

记者：汉唐时期，虽青铜造假的现象不多，但也有出现，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丁孟：汉唐时期，青铜器的仿制也偶有发现。西汉初年找周鼎之风盛行，竟出现了新垣平伪造古鼎，埋在汾阴，企图欺骗汉文帝获取富贵的事。《史记·封神书》 曰：方士新垣平言于汉文帝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北见不迎，则不到。”于是“因说上设立谓阳五庙，欲 出周鼎”。后有人上书告新垣平所言皆诈，新垣平被夷三族。但所埋的伪鼎到汉武帝时才被发现。武帝不辨真伪，以为是周鼎，于是把年号改为“元鼎”，以资纪 念；并作“宝鼎歌”。然而伪鼎却被吾丘寿王识破，曰：“非周鼎。”这可触怒了汉武帝。为免于祸，吾丘寿王解释说：“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得，天柞有德而宝鼎自出，此元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 

唐代，据《阙史》记载：唐刘蜕辨铁盎之非齐桓公器，疑即时人 伪造。另外，北京故宫藏有一件唐代仿西周觯，是一件熟坑器，口径7.5厘米，高15.4厘米。这件唐代仿器的特点是：比真器质细，有唐铜的特质，表面呈黑 灰色，口、足内和颈外均有细而浅的凹弦纹--这是商周青铜器及其他时期仿造器所没有的，觯底下沉，被置于圈足上。

汉唐时期，虽然已经出 现了仿制古器，但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其数量很小。从汉武帝提“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儒家学者一贯把“三代”(夏商周)的礼乐 典章奉为楷模，“三代”青铜礼器因而备受历代儒学家的尊仰。商周时期的大量青铜器，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或毁于兵焚，或在秦始皇“销天下兵器为金人”的过 程中被熔。因此，由汉到唐偶然发现一件青铜器即被视为“祥瑞”。汉武帝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乃改元为“元鼎”。唐开元11年，获鼎，改河中府之县名宝鼎 县。由于统治者的崇拜，仿制或作伪一旦被发现，就将招致杀身之祸。在神秘气氛的笼罩下，研究者为数很少。清代学者阮元说：“自汉到唐，有能辨之者，世惊神奇。”

宋代赝品大可以假乱真

据丁孟介绍，宋代仿造的青铜器分为两类：一类是宫廷内仿制的青铜器，它是指秉承皇帝的旨意，由设立的专门机构所进行的仿制，如北宋的“政和鼎”和“大晟钟”、“宣和三年尊”、南宋的“绍兴豆”等；另一类是民间工匠伪造的青铜器。

北宋宫廷仿造的青铜礼乐器全部用于的祭祀活动和宫廷内的演奏。这类铜器着力于仿古，而很少作伪，其质量大大超过“民仿”。不过，这些铜器却因连年的 战火，大多被破坏了。“大晟钟”和“宣和三年尊”、“政和鼎”就是幸现存世的并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当然，北宋政和年间朝廷铸造的仿古器还有许多，但多数没 有了记载，以到于后人见到了也认为是古器。如薛季宣《浪语集》之《得钦崇豆记》，记有绍兴27年得豆于延陵，这时距政和乙未有42年，却说“皆古文， 盖商器也。汤既伐夏，受天命，制礼器，而豆作焉”。可见宋代已有不能辨者。

靖康2年（1127年），徽宗朝追千载成一代新制的隆礼作 乐，相关的三代铜器收藏及仿古宋器等，随着金人的取汴、携走文物等而落幕。但其以古器物以复三代古意的隆礼作乐，及其以君赐臣仿古铜器的礼制，仍为南 宋所继承，而以高宗为突出。南宋高宗（1127-1162年）即位临安，随着局势的安定，礼乐之事也渐兴。“绍兴豆”正是绍兴16年(1146年)宋高 宗朝的复古器。“绍兴豆”的形制、纹饰风格、铭文内容及书风皆具代表性：器腹饰以浅浮雕的重环纹及鼓出的圆涡纹；铭文在口沿，释为“佳绍兴丙寅三月己丑， 帝命作豆，赐师臣桧家庙，以荐菹醢，唯予永世用享”。铭文反映了此豆是高宗命制的祭器，而后赐予秦桧。同时，也反映出了南宋仿古祭器在家庙制度中的角色。

总的来看，宋代宫廷仿造的青铜器是非常注重形似，在细部处理上则难免流露草率。另外，宫廷仿制的青铜器还有一个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器物上铸有铭文，并有史可查。

宫廷仿造青铜器是宋代统治者崇尚复古的具体体现。然而，上仿制以崇古，下便伪造以图利。民间伪造的铜器，被作为古物加以买卖。这时期已开始在仿造的铜器 上作伪，宋代学者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古钟鼎彝器辨》上有详细的记载：“伪古铜器，其法以水银杂锡末，即磨镜药是也。先上在新铜器上令匀，然后以酽醋细 硇砂末，笔蘸匀上，候如腊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满浸，即成腊茶色；候如漆色，急入新水浸，即成漆色，浸稍缓即变色矣。若不入水，即成纯翠色。三者并以新布擦 令光莹，其铜腥为水银所匮，并不发露。”这些伪装的方法，使得伪造铜器与古青铜器在色调上很难区分。不仅如此，这时期也十分注意伪锈的制作。

通过后来对宋仿铜器的化验分析，我们了解到宋代仿旧铜器的是用铜绿(碳酸铜)加漆涂于器壁，然后将孔雀石疙瘩嵌于漆上，以充古绿铜锈。蓝锈是用蓝色调漆 先抹数处，再用小块青金石镶在蓝漆之上。红色伪锈是将红土调于漆内，或将生锈铁屑调于漆内，或将红土、锈铁屑同调漆内，敷在器壁上以充伪铜锈。

这时的伪器已见于宋代的青铜器著录书中。例如《籀史》卷十指出：“皇祐三馆古器图首载邢州所上瑞鼎，制作无法，两旁兽面衔环，三足作异兽负立，怪而不 典，不知何从而名三代器也。”又如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著录的封比干墓铜盘、王厚之《钟鼎款识》著录的师旦鼎也都是伪器。

北宋

开批量仿造先河

记者：仿伪史上，青铜器的大规模仿古和大批量造伪都始于北宋时期，原因是什么？

丁孟：宋太宗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中夺取了政权。为了掩盖不光彩的历史，有利于统治，宋朝从建立之日起就着力修订礼法典章。正如《宋史》所载：“宋太祖兴兵间，受周禅，收揽权纲，一以法度振起故弊。” 

北宋王朝在修订礼典制度过程中，崇尚复古，稽考先秦礼制。宋徽宗大观初年（公元1107年），设置议礼局“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宋史·礼志二》）。这就是北宋宫廷大规模仿制古青铜器的开始。

由于北宋王朝“诏求天下古器”，因此全国各地盗掘古墓成风，古青铜器的出土日益增多。北宋时期，随着古青铜器大量的出土，人们也就不再把它视为“祥瑞” 和“神物”。一些人或出于玩赏的目的，或出于研究的要求，开始对古青铜器加以收藏。《考古图》列宋人收藏者有河南文潞公、庐江李伯时等30余家。但当时大的收藏者还是徽宗皇帝，他收集的古青铜器达25000多件，特建宣和殿收藏，这是一所世界上早、藏品丰富的青铜器博物馆。

新发现的 古青铜器并未悉数进入宫廷，而是大量地流入民间收藏，从而导致青铜器交易的合法化，出现了古物市场。叶梦得在《石林避暑录话》中记载：“宣和间内府尚古器……而好事者复年寻求，不较重贾，一器有值千缗者。”由于铜器的市场价格不断提高，这就为造伪获利提供了条件，青铜器造伪的大量出现已不可避免。

元明清

青铜仿品较随意

记者：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知道，始于春秋的青铜器仿古和作伪，历经战国、汉唐，到宋到达高峰。那么，元、明、清到民国的青铜作伪情况又如何呢？

丁孟：宋代的仿古活动和金石学研究一样是认真的，质量高。相比之下，元、明、清三朝的仿古作品，则没有那么讲究了，或多或少增加了臆造的成分。

元代官办机构“出腊局”，是专门从事仿造青铜器的机构，作品有鼎、爵、簋、盨、簠等，其风格特点是形无其神、体态拙笨、做工粗糙、常铸有本朝年款等。

明朝仿造铜器的活动受到官方的支持，此期仿古器物数量大，种类多，特点为：仿造铜器的铜质精细超过宋、元，器表面呈银白色，并出现了许多有鎏银饰纹的仿 古铜器；器型与古器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纹饰与元代一样，在模仿古彝器风格的同时，也增添了一些晚期的纹饰；铭文此时均为楷书；当时明所仿铜器，虽多 以宋代著录图像为蓝本，但花纹、形式、色泽太过精巧，不像真器古朴。

清乾隆年间，宫廷内设内务府造办处，有专人负责仿造铜器。此时仿造的铜器有：方鼎、圆鼎、扁足鼎、分档鼎、豆、甗、簋、簠、盨、觚、斝、壶、尊、牺尊、熏炉等。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作伪之风更炽。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为商人提供了作伪的新技术、新材料，从而使作伪水平大大提高。这时的北京、苏州、潍县、西安 是作伪的。这一时期，造假者主要用整器仿造并作伪、改造古器作成新器、拼凑古器残件作成整器、古器上重新刻花、古器上新刻铭文等手段。